一、 问题的提出

全球治理范式由治理问题、主体、机制和环境构成，最初以国家间关系为主，后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增强。政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未受足够重视，与政府关系紧密但缺乏活跃度，且不具备国家行为体的政治决断和执行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显现，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被重新审视，政党重要性凸显。当前，政党对全球治理影响日益显性化。国内研究主要采用两种分析框架：一是“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框架，强调政党对国家内政外交和全球治理的驱动作用；二是“执政党—对外战略—全球治理”框架，探讨执政党认知变迁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本文借鉴这两种框架，全面审视政党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提供新思考。

二、 政党政治变异与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集体失能”

探讨了政党政治变异对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政党政治生态紊乱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内主权国家间互动关系失衡，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21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疲软、财政赤字扩大和财富集中加剧，导致执政党无法同时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适度的社会福利，政策杠杆失效，市场化原则和社会保护原则无法共存，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产生。传统政党体制发生变异，两党制蜕化为极化两党制或多党制，政策反复变化，政府执行力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新兴极右翼政党中心化，传统主流政党民粹化，弱化了西方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能力。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削减对外援助资金，加剧了西方各国的危机意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削弱了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政治基础。

三、 大党政治转型及治理能力的提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快速崛起

讨论了在西方国家集体失能和全球治理结构未形成的情况下，秩序稳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首要需求。稳定有效的政党体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优质常量”。亨廷顿认为政党体制对国家现代化至关重要，缺乏政党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能力受限。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全球问题集中体现，部分国家如中国、印尼、巴西等有意愿促进南南合作，成为推动群体性崛起的重要力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新兴经济体中至少六成受访者对执政党持积极看法，这些国家政党体制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为构建全球治理新范式提供新思路，中国推动的国际发展合作展现特色和优势，体现负责任大国推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范式转型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后发国家提供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思想层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宗旨，决定了中国外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指向。在制度层面，中国的党政体制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稳定的领导性制度框架。在利益层面，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大计提供物质基础，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困境提供现实经验。在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传统和当代指向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价值意蕴，实现了政党间互信关系与国家间互信关系之间的双向赋能。

四、 结语

西方国家“收缩”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问题加剧，全球治理范式从“西方引领”转向“多元共治”。政党政治视角下，新治理格局力量结构和方法路径分化为“二元”场景。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未来需关注政党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作用，确保中国稳健参与全球治理，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后西方时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