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维亚以其土著文化和多民族特性著称,但土著群体长期被边缘化。尽管政治精英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制度依然存在。2009年新宪法承认并尊重国内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权利,提升了土著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参与度,但不同肤色群体在民主权利及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依然明显。本研究将肤色作为关键变量,探讨新宪法修订和政治变革背景下,玻利维亚土著群体的政治参与和代表性情况。研究采用肤色分类算法测量和分类众议院成员的肤色,深入探讨肤色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玻利维亚政治代表性中的种族与肤色问题,为拉美肤色问题的政治影响提供实证数据。
玻利维亚独立后政治精英主要由土生白人组成,土著印第安人长期被边缘化。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41%,但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在玻利维亚兴起,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发展。2005年,土著背景的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提出建设"社群社会主义",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变革。2009年新宪法确立土著人的合法主体地位,引入多民族特征的国家机构设计。但土著群体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仍有限,政治参与受到制约。莫拉莱斯政府的改革虽为土著提供了更多政治空间,但改革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土著群体的政治代表性仍有待提升。
探讨了玻利维亚基于肤色的社会等级体系,即“肤色等级制”,揭示了其历史根源和对现代政治代表性的影响。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立的种族等级制度将浅色皮肤与高社会地位联系起来,而深色皮肤人群被边缘化。尽管拉美国家倡导混血民族认同,但在玻利维亚等印第安人口较多的国家,这种认同并未消除种族隔阂,反而成为维持既有等级秩序的工具。肤色成为决定个人社会价值和机会的关键标志,与种族身份、阶级地位、经济资源和社会成见紧密交织。肤色较深者受教育程度偏低,基于肤色的社会不平等比基于族裔认同的不平等更稳定且更具解释力。在玻利维亚,深肤色人群占比明显高于自我认同为土著的比例,肤色成为识别他者社会属性的直观且持续的符号。肤色不会因个人主观意愿或社会流动而改变,却深刻影响了他人对其身份和能力的刻板印象。在拉美人口普查中,族裔自我划分往往含混不清,易受社会阶级等因素的影响。肤色作为他者界定身份的依据,在社会评价和制度筛选中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玻利维亚的土著居民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政治上遭到排斥,而皮肤相对白皙的土生白人和混血精英掌握了国家权力和财富。肤色已成为分析玻利维亚政治代表性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它综合了族裔、阶级等多重社会身份因素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稳定且强有力的解释变量。在拉美(尤其在玻利维亚)的情境中,肤色不仅是一种生理特征,更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刻度尺,它以直观且难以掩饰的方式记录着政治参与和代表权的鸿沟。
介绍了玻利维亚政治代表性研究中采用的自动化肤色分类算法(CASCo)和PERLA肤色色卡。CASCo是一个Python开源库,能够自动、客观地检测肖像面部区域的肤色,并将其分类映射到PERLA色卡的标准色阶上。PERLA色卡由“拉丁美洲民族和种族项目”制定,包含11档肤色分类标准,为跨国和跨文化肤色研究提供参照。研究聚焦于玻利维亚近两届众议院人员构成,使用CASCo算法处理官方肖像照片,生成议员肤色等级变量。数据集涵盖2015-2025年两届517名议员信息,包括性别、政党、地区等属性。
通过数据分析揭示了玻利维亚政治代表性中肤色差异的问题。众议院议员肤色构成与全国人口分布脱节,中等肤色占主导,深肤色群体代表性严重不足。两届众议院对比显示,代表性差距扩大,深肤色议席占比进一步萎缩。中等肤色议员内部也出现分化,议席主导权由较深的F类向更浅的G类偏移。浅肤色群体过度代表性加剧。正式议员与候补议员肤色分布差异表明,肤色深浅与政治权力层级直接相关,肤色较浅者更易成为正式议员。政党议员肤色分布与政治属性吻合,左翼政党代表性更偏向深肤色群体,中间偏改革政党代表性多元平衡,保守政党偏向浅肤色精英。各省份议员肤色分布延续全国失衡格局,深肤色群体代表性不足。众议院管理层职位对较浅肤色有一定倾向性,肤色较深者晋升面临更多障碍。总体而言,肤色作为社会标识,在玻利维亚政治动力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政党组织结构和策略方向,限制深肤色群体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
讨论了多元文化主义在玻利维亚政治代表性中的作用及其对土著群体政治参与的影响。威尔·金里卡的观点被引用来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在建立新的公民关系和制度化少数群体身份认同政策中的重要性。尽管玻利维亚在增强土著群体政治代表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深肤色群体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尤其在政治权力的核心层级和关键决策岗位上。众议院议员的肤色分布未能充分反映全国种族结构的多样性,深肤色议员代表性低于人口比例,而浅肤色议员则反之。政党和选举体系对深肤色候选人的“象征性包容”导致他们在正式议员选拔中处于劣势。中等肤色群体虽在众议院人数占优,但在高层领导岗位上代表性减弱,反映出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偏见或历史性不平等。
深肤色群体代表性不足的原因包括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与制度化不平等、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结构与文化偏见根深蒂固以及多元文化政策推行受阻。殖民时期土著群体被剥夺土地和权利,这种不平等通过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导致深肤色群体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巨大劣势。经济结构对深肤色群体不利,他们集中生活在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难以实现社会流动。种族主义和肤色偏见在政治过程中根深蒂固,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判断和政党提名。多元文化政策在实践中面临文化同化压力、政策执行不一致和不同群体间利益冲突等挑战。
莫拉莱斯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兴衰与肤色政治的演变被透视。20世纪末,玻利维亚政坛出现族群政治新转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兴起,国家逐步承认多民族特性。1994年宪法改革宣告国家为“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共和国,赋予土著群体集体权利。21世纪初,本土民族运动高涨,莫拉莱斯以土著身份当选总统,标志着土著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崛起。然而,尽管莫拉莱斯执政初期土著代表性提升,后期及2025年众议院成员中深肤色土著群体代表性仍然不足。多元文化主义在玻利维亚推进过程中面临发展路径上的困难,导致理念与执政实践产生冲突。2019年,莫拉莱斯连任争议引发的政治危机中,种族肤色问题激化,多元文化主义构想中的民族和解与平等在现实政治冲击下显得脆弱。玻利维亚的经验表明,仅有法律和象征上的多元文化主义远不足以彻底消除殖民主义遗留下的肤色等级秩序,需要更长期和深入的变革才能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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