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美国基于其全球地位和国内制度构建的国际秩序，最初限于西方阵营，后扩展为全球性秩序。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被视为对这一秩序的挑战，其政策包括退出多边协议和对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引发对美国领导能力的疑虑。特朗普2.0政府时期，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是否会持续存在，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

一、 自由国际秩序的内涵及其固有缺陷

自由国际秩序基于西方强权政治体系，存在合法性缺陷，冷战后地位稳固但2008年后危机显现。西方学者将危机归因于霸权衰退和非西方国家崛起，而2017年后特朗普上任使秩序问题成为研究焦点。自由国际秩序内涵包括明确原则、规则和机构集合，体现美国战后战略愿景，强调基于相互尊重、法治原则、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国家间有共同利益，可通过合作解决安全困境，建立开放稳定体系。贸易与交流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文明化，强国行使权力时会克制。自由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与自由制度结合体，以西方民主规范的国际机制为基石，以霸权国实力与自我克制为条件，以开放自由经济体系与集体安全为内核。

自由国际秩序固有缺陷在于未摆脱强权政治本质，平等互利仍为霸权国利益主导。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保留特权，利益与原则冲突时违反多边制度承诺，干预自由贸易。在拉美和中东，美国常破坏和平而非支持。自由国际秩序更多体现霸权国利益偏好，非真正平等合作。霸权国巩固特权地位的历史惯性与利他主义叙事存在裂痕。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制度安排与不合理分配模式存在于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公是正义性缺陷关键原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削弱国际秩序合法性，冷战后自由多边主义向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转变，使自由国际秩序在构建合法性方面受限。国际机制决策不平等引发边缘国家反对和西方民众不满，构成危机重要内因。自由国际秩序治理机构需具备合法性，被西方公众认为合法。公众认知范畴应扩展至更广阔地域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公民，国际秩序要实现持久稳定，必须被视为正义，被各国领导人和公众接受。

二、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引发的合法性危机

探讨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两次重大转型，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美国国家治理合法性的影响。文章首先回顾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秩序的扩展。接着，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如何通过福利国家形态减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层冲突，并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然后，章节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指出其如何导致美国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削弱了社会保障体系，引发社会阶层分化，从而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文章还讨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导致中产阶级衰落，以及在国家治理失灵中，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丧失。最后，章节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以及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忽视，损害了民众利益，进一步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

三、 政治不平等引发的参与性危机

讨论了政治不平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引发的参与性危机。经济精英和商业利益集团在关键领域拥有主导权，而普通民众影响力有限。当精英不能保障民众利益时，民众会政治反弹，导致参与性危机。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中存在不平等政治参与，经济精英和商业集团有较大话语权，而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群体缺乏资源和政治热情，难以有效表达利益，导致其在对外经济政策中处于边缘位置。精英阶层为获取自身利益，常削弱民众利益认知能力，导致政策偏好差异。精英支持全球化，而工人阶层反对。精英阶层劫持政府国际经济政策，以人民名义攫取利益，引发自由国际秩序内部质疑。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是全球化逆动，也是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累积结果。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壁垒促进制造业回归，迎合保护主义情绪，但无法解决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参与失衡问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贫富两极化、底层民众利益表达渠道缺失和建制派精英冷漠失职，引发对自由国际主义普遍不满，民粹主义崛起削弱自由国际秩序。

四、 “情感极化”导致的认同性危机

21世纪美国“情感极化”与民粹主义相互作用，对自由国际秩序认同性构成挑战。学术研究显示西方民粹主义中存在不对称“情感极化”现象，右翼民粹主义党派对立情绪高于左翼。文化差异是“情感极化”的重要源泉，美国社会文化认同经历深刻重构，世俗主义与宗教保守群体间文化断层明显，导致社会分裂。奥巴马时期种族与文化政治运动使美国政治陷入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对立。90年代以来新移民政策导致拉美裔移民涌入，加剧人口结构性变迁和国家认同裂痕。社会文化差异形成的党派敌意使美国政治具有文化撕裂属性，政策议程和国家利益讨论突破传统“阶级范畴”，转向“谁是人民”的文化价值观范畴。“情感极化”重塑“谁是人民”过程中，削弱自由国际秩序在美国的认同基础。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自由国际秩序被解读为牺牲人民利益满足“外来者”诉求。民粹主义在“人民”中创造归属感，将边缘群体纳入主体，精英阶层被塑造为“他者”。这种认知基于经济政治不平等积累，在“情感极化”推动下，民粹主义叙事演变为界定“谁是人民”的论战，反映社会文化异质性加剧。右翼民粹主义视自由国际秩序为对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威胁，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体现对美国传统文化身份认同的捍卫。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积极回应非拉美裔白人群体诉求。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背离支持贸易自由化共识，转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这场重新审视定义“谁是人民”范畴及国家权力行使边界的保守主义潮流，是重塑国家认同与传统价值的长期抗争。

五、 “常理革命”对自由国际秩序价值体系的冲击

特朗普执政期间提出的“常理革命”治国理政逻辑，挑战了冷战后西方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共识。特朗普频繁使用“常理”一词，旨在通过“常理革命”对美国内政外交进行重大调整，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特朗普的“常理”逻辑在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仍有迹可循，可追溯至强调民粹主义价值观的杰克逊主义，甚至在自由派所倡导的威尔逊主义中，也能找到相似之处。特朗普的“常理”一词与“情感极化”和民粹主义紧密相连，利用民众对传统价值观被侵蚀、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等问题的普遍不满情绪，通过“常理革命”的口号，在其选民群体中激发了对“他者”的仇恨，并将这些情感汇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特朗普政府的“常理革命”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西方共识，揭开了掩藏在自由主义面纱之下的霸权底色。特朗普试图用一种纯粹的权力逻辑重新定义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强调民族国家利益与权力地位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大国竞逐，弱国只能在大国的庇护下谋求生存。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以及自由国际秩序展露其等级制的霸权逻辑。美国的制度僵局弱化了国家治理的成效，拥有权威的国际机构削弱了国家主权与国家认同，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导致经济与社会文化矛盾愈发严重，自由贸易带来的资源分配失衡以及政治参与不平等现象，均在内部削弱了美国人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特朗普的表现又何尝不是美国内部极化与外部霸权成本过高的无奈之举？特朗普的领导下，这股合力势必对自由国际秩序价值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 结语

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家治理机制失灵，政治权力未能转化为政治权威。特朗普背离自由国际主义，拜登回归受阻，均源于美国国家治理失灵的时代背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矛盾，引发合法性、参与性和认同性危机。自由国际秩序的动荡源于美国内部结构性问题，非由非西方国家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