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指出互联网推动信息流动，数字技术融入多领域，带来机遇与挑战，信息失序成突出挑战。美国自2016年以来信息失序问题凸显，如大选虚假信息、疫情阴谋论等，影响政治生态，引发中美数字空间主导权争夺。信息失序重塑思维方式，加剧国家脆弱性，成为研究热点与国家安全重要切入点。

二、 信息失序的内涵

深入探讨了数字时代美国信息失序的内涵。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新闻媒体数字化转型，新闻消费与传播模式改变，同时黑天鹅事件频发，社会问题凸显，如“假新闻”等现象。假新闻定义模糊且具争议，可从体裁与标签两维度理解，被政客异化为攻击工具。为更准确描述数字空间信息生态混乱，引入“信息失序”概念，指数字时代信息失真及生态紊乱。欧洲委员会报告将信息失序分为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三种类型，其中虚假信息最值得关注，其历史可追溯至苏联时期，但数字时代改变了其创建、传播方式及影响，需重新审视。

三、 信息失序的表现

深入剖析了数字时代美国信息失序的四大表现。首先，信息生产多元化，数字技术的普及使信息生产与传播更便捷，美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主要信息生产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信息生产门槛，导致大量未经验证的信息充斥网络。其次，信息内容工具化，信息成为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工具，政治参与者利用社交媒体和数据挖掘技术进行精准信息投放，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愈发频繁且复杂。第三，信息消费阵地化，人们根据政治偏好选择信息来源，媒体根据受众偏好推送内容，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不同群体间认知鸿沟加深。最后，信息解读情绪化，信息泛滥使媒体倾向于报道负面、冲突性内容，公众在解读信息时易受情绪影响，客观事实与个人信念界限模糊，“后真相”效应放大，社会舆论撕裂。

四、 信息失序下美国政治的多重风险

深入探讨了数字时代信息失序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多重风险。首先，公众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危机不断加剧，自2003年以来，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24年数据显示仅有31%的美国人对媒体“高度信任”或“相当信任”，而“完全不信任”的比例高达36%。这种信任危机源于媒体的党派化和报道失实，特朗普在任期间频繁指责媒体制造“假新闻”，进一步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和问责能力，导致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代表性断裂”加深，对民主政治构成挑战。

其次，西式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社交媒体的普及虽然看似扩大了公众政治参与度，但实际上却成为失真信息和极端言论的传播地，其智能算法机制产生的“过滤泡”现象和“回音室”效应，使公众接收到的信息更加单一化，削弱了公众的政治辩论能力。政治候选人利用社交媒体操纵选民，破坏了政治参与生态，动摇了选举政治的合法根基，如2021年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凸显了部分右翼对民主选举合法性的质疑。

再次，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盛行，与公众对主流媒体和政府机构信任度下降相伴而生。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成为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反智态度。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加剧了公众对专家和科学的质疑，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或虚假的信息容易被公众采信，反智主义成为一种表达政治身份、对抗精英阶层的方式，其与政客及商业公司的反智策略相互助长，对美国社会代议制民主的有效运行构成威胁。

最后，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信息失序在数字空间中放大了公众的党派倾向，右翼媒体和个性化推荐算法在信息传播中具有偏向性，右翼群体更容易受到有害和失真信息的影响，从而助长了右翼势力，加剧了政治极化。同时，信息失序推动美国政治向“情感极化”方向演变，不同党派群体之间的情绪性敌意不断累积，这种情感极化与信息失序形成结构性共振，共同构筑起一个高度封闭、情绪化和对抗性的政治信息生态，对美国民主治理构成深层次的结构性风险。

五、 结语

指出数字时代信息失序对美国造成多层面风险，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如奥巴马时期的法案、拜登的网络安全战略等，还强调了全美多州规范选举相关技术应用、情报界维护信息安全等举措。同时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失序问题，需处理好数字技术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改变社会不平等困境。此外，信息失序是全球性挑战，亚洲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崛起，中国需在国内外层面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信息失序带来的挑战。